凉山新闻联播 | 古熙到宁南宣讲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

[11]即便个人之间存在什么共同目的的话，他们也会理性的自发追求该目的，无需立法和国家强制力的帮助。

相对于法院处境来讲，我国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的独立性更弱，不仅在法律上不具有独立审判的地位，在实践中也无独立审判之可能。张辉、张高平叔侄二人在案件证据存在明显不协调的情况下仍被判有罪关押10余年，在被害人体内没有发现直接的痕迹物证、被害人指甲内存留的与张氏叔侄无关的男性DNA、张氏叔侄车辆下高速的时间与案件发生时间冲突等一系列的矛盾情节，在两次严格的刑事审判程序中都没有受到重视。

但在实践中，由于各级法院都设置了一定的业绩考核标准，如上诉率、发回重审率、改判率等，使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监督关系扭曲为一种准行政关系。有学者指出司法是一种权威裁判、而不是一种权力裁判，因而应当以高薪待遇、退休保障、终身任职等措施确保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的独立地位，同时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和政法委协调公检法协同办案制度以及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制度，以保证法官只服从法律，以公正的裁判维护司法的恒久权威，使之成为人们内心的真正信仰。对司法权力运行状态不满意的声音也通过官方渠道不断释放出来。根据《法官法》第13条第4款的规定，法官经考核确定为不称职的，法院院长应当依法提请免除其职务，院长事实上掌握着法官考核结果的好坏差异。这与该意见中提出的推进主审法官负责制、弱化法院院长、庭长对审判的管理权限等内容，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共同在制度上切实保障法官群体的合法权益。

单纯强调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观念的培养，而忽视对其享有管理和约束职能的行政领导人、司法制度中正当价值体系的构建，实践证明很难起到防范法官违纪违法行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预期目的。2012年，2311票赞成，429票反对，115票弃权。个人主义认识论将对前一种共同目的的否定直接转化为对后一种共同目的的漠视甚至否定。

因为，如果婚姻是一个简单的二人混合体的话，那么，不同婚姻内部的成员之间可以实现随意重新组合。[38] 梁慧星：《谈宪法修正案对征收和征用的规定》，载《浙江学刊》 2004年第4期。[43]其因循斯密和哈耶克的部分观点，认为社会进步是由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自然引导实现的，而非人类有意追求的结果。为了防止市场评估机构的过高评估，第19条设置了对争议评估的复评程序。

中国国民今天的启蒙水平已经有实质性提高，已经开始普遍地认识和主张个人的主体性，几乎不太可能回到个人主体虚无的整体主义时代。然而，即便这方面的谈判费用很低，各方当事人很容易聚集到一起，一旦有村民理性地选择敲竹杠（即对土地增值分享比例要求过高的钉子户）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就可能出现如下情况：一是敲竹杠者静静地等待其他村民和开发商积极合作开发，然后坐享他们共同投入的成果（如待周边地带改造为单元楼小区后，将自家房屋修建为别墅）。

在哲学认识论上，我们的确需要防患否认或者压制个性的整体主义，但这并不必然要求我们径直走向另一极端的个人主义。当这些系统性困难出现时，那些真正理性的个人会理性地选择法治政府介入和组织私人交往活动。与其说他们是在为天下苍生着想，还不如说他们是在追逐一己私利。尤其是当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份额存在比较大的悬殊时（而不是平均的），份额比较大的成员之间有更大的动力采取集体行动。

《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显失公平制度只要求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具有客观上的对待给付严重失衡，而不过问当事人缔约时的主观心态。[29]对于这样一种可能的知识，为了将其与个人主义区分开，本文暂将其称为合作主义，并藉此邀请学术同仁的进一步讨论。2.个人主观目的具有不可知性和不可比较性 就唯一真实的个人主观目的（或价值，下同）而言，个人主义认为，其具有随意性、不可知性和不可比较性。二是政府虽然以服务社会个体的普遍利益为名介入私人生活，但政府本身具有滥用权力的风险，如高额的政府运用成本、政府决策失误成本和权力寻租成本。

See Christian von Bar, E Clive (ed.), Principles, 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 Draft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 (DCFR), Full Edition, Seillier, Munich 2009, pp.7-8. 在我国，一些专门围绕公司股东合作问题展开的研究也开始强调私权的团体属性。然而，个人主义随即将社会成员粉饰成近乎彻底的陌生人，认为每个人的主观想法具有随意性，不为其他社会同伴所知晓。

契约实践从即时交易和熟人交易扩展到了陌生人之间的长期信用交易。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更深刻地感受到社会合作的重要意义，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合作面临的诸多障碍，更有针对性地思考治理社会合作障碍的替代性私法方案。

因此，当实际支付者投入的成本达到某一数量时，虽然其继续投入将给共同体带来的总收益超过了其继续投入的成本，但其自身从共同体总收益中实际分享的份额则低于其自己继续投入的成本。个人主义论者在区分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之前就简单地对国家强制力说不，从一开始就否定了政府可能发挥的私人社会组织功能。但潜在合同交易群体越大，则社会个体之间就越陌生，则违约行为被发现和集体制裁（其它潜在合同交易相对人的不信任）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个体违约的动力就越来越大。但少有人去进一步思考市场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失灵？为什么会失灵？市场失灵究竟是理性人假说之下个别例外情形，还是一种系统性问题？如果是系统性问题，法律如何治理？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私法学有必要摆脱任何单一学说的思想强制，尤其是要从个人主义所描绘的私人社会图景中跳出来，避免将其描绘的陌生世界生活当然地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命运。个人主义是对人与人之间应如何相处和组织这一哲学认识论问题的一种回答。[26]相应地，个人主义将个人对国家强制力的不信任直接转化为个人对个人的不信任，进而反对国家立法对个体间私人交往活动的组织。

因此，数量规模较小的共同体中，理性的个体通常会有足够的动力积极组织或参与共同体行动，并最终分享合作成果。See generally Mancur Olson, Big Bills Left on the Sidewalk: Why Some Nations Are Rich, and Others Poor, 10 J. Econ. Perspectives 3 (1996). [49] Supra note 23, p. 30. 熊丙万，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即便是个人主义论者也不反对由国家强制执行合同，但其理由与私人理性能力毫无干系，而是其一贯拒绝在私法中考虑的社会道德和法律伦理学。因此，在个人主义所勾勒的私人社会中，私法只要能够对既有私人权利予以有效地静态保护就足以，而无需关注私人社会交往的其它问题。

可一旦贴近现实生活，社会远没有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所臆想的那样简单和纯粹。一个方向是质疑市场机制得以正常运转的三大前提性假说：理性人假说。

相反，他们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中国私法学来说，这一认识论转变具有多重意义。然而，个人主义过分侧重强调对既有私权的静态享有和安全保护，忽视了私有权利的动态生成机制，进而忽视了私人社会生活和私法的合作面向，即私人之间共同合作创造的过程。[1] 在这一以具体私法制度为中心的继受进程中，中国私法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零散地接受了来自两大法系私法学的个人主义哲学认识论（individualism）。

[11]即便个人之间存在什么共同目的的话，他们也会理性的自发追求该目的，无需立法和国家强制力的帮助。这可以促进一些土地使用权人积极主动地与其他权利人谈判合作，节约生产成本、提高产出。

[6]个人主义描绘了与整体主义截然不同的人类社会图景，并对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私法的基础：从个人主义走向合作主义.pdf 注释: [1] 关于中国民法学的百年继受史，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载《中国改革》2006年第7期。

个人主义论者之所以否认个人主观目的之间的潜在共同性，除了因其认为个人主观世界不可知外，还因其混淆了共同主观目的之存在性与实现可能性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当我们换一副眼镜看世界时，不仅有机会看到私人社会生活的合作面向，对既有私人社会实践和私法制度作新的解读。

这不仅是因为共同体成员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合作的前景，即每个人经合作得到的收益将超出个人参与合作的成本，且整个共同体行动的收益将超过整体成本。问题在于，罕有私法学研究系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社会个体是理性的，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那么，当有符合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时，理性的个人究竟是为什么不能自主地追求公共利益呢？一种常见回答是市场失灵。[2]而新世纪以来，中国私法学在继续关注具体私法制度的同时， [3]开始深入思考中国私法制度的价值论、方法论和哲学认识论基础。事实上，只有我们有机会去认识社会同伴的一些主观目的追求，自然就有可能在我们之间发现相同或者相似的主观追求，并积极思考能否通过相互合作来更好地实现我们的共同追求。

各当事人也因合同行为构成一个共同体。[4] 代表性论述见易军：《个人主义方法论与私法》，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立法者不可能识别个体目的的重要性差异，更不可能提出一个真实的共同目的。[12]前引5，易军文，79-80页。

每个人关心自己利益的同时，社会利益得以增进。[20] 梁慧星：《民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